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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隐形冠军”之父：中国已成为创新的最佳试验场******

　　中新社北京8月23日电 (记者 彭大伟 李金磊)“隐形冠军”之父、德国著名管理学者赫尔曼·西蒙近日在中新社“东西问·中外对话”栏目中表示，德国的优势在于高科技和专精，而中国企业优势则在于发展速度和消费者对创新更友好。

　　谈及中、美、德三国企业经营和创新文化的异同，赫尔曼·西蒙认为，中国消费者比德国消费者更愿意接受和采纳创新。因此，中国已成为创新的最佳试验场，尤其是数字创新。“你真的可以(在此)检验自己是否能够成功。”

　　在赫尔曼·西蒙看来，中国在许多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，比如高铁、人工智能。他举例称，一家德国“隐形冠军”正在上海建设其人工智能中心。因为他们认为，在人工智能产品和流程的研发方面，中国提供了比德国更好的机会和环境。

　　他进一步指出，放眼其他领域的德国“隐形冠军”，比如采矿技术，德国企业已经在中国建立了综合的采矿技术中心。因为德国已经不发展采矿业了，但是采矿业仍然是中国的重要产业。

　　去年，中国启动了一项计划，投入13亿美元以培育1000家新的“隐形冠军”企业。赫尔曼·西蒙表示，中国政府正在培育、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，通过发展中小企业来促进经济增长非常明智。

　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、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陈劲认为，美国企业强在战略创新、德国企业善于技术创新，而中国企业则善于整合资源、进行商业模式创新。三国应学习各自优势，取长补短，以实现更好发展。

　　“如果能够顺应全球化经营的趋势，建立融合不同文化、文明的跨国企业，实现中、德、美合作协同发展，这对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将有很大贡献。”陈劲称。(完)

力促房地产与金融正常循环******

　　促进房地产与金融正常循环，关键要把握好“度”。要从供给、需求两端发力，“慢撒气”缓解流动性紧张。要抓住关键、治病祛根，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，增强政策精准性、稳定性，在动态调整中寻求市场均衡。

　　房地产与金融的正常循环，事关国民经济健康运行。近期多家金融管理部门表示，力促金融与房地产正常循环。要务必做好“保交楼、保民生、保稳定”工作，满足房地产市场的合理融资需求；坚持“房住不炒”定位，因城施策实施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；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。

　　房地产业、金融业都是系统重要性行业。前者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，后者是实体经济的血液。房地产链条长、涉及面广，在GDP中占比约7%，若加上建筑业占比则高达14%。金融关乎国家核心竞争力，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当前，房地产与金融的关联度较高。房地产贷款，以及以房地产作为抵押物的贷款，二者占银行业全部贷款余额的39%。可见，若房地产与金融循环淤堵，容易引发外溢性风险，甚至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。

　　促进房地产与金融正常循环，关键要把握好“度”。以房地产贷款为例，首先，我们不能将其妖魔化，必须承认合理、适度的房地产贷款增速有助于推动国民经济增长，也有助于满足购房者的刚性、改善性住房需求。其次，凡事过犹不及。此前，房地产市场曾出现“过度金融化”问题。一方面，房企大多身患“三高”疾病，高负债、高杠杆、高周转；不少房企争相布局、涌入金融领域，比如投资、持股商业银行、保险机构、信托公司等。另一方面，个人住房贷款快速增长，居民部门的杠杆率高企；此外，一些违法违规行为又加剧了风险，如消费贷、经营贷违规流入楼市。

　　如何把握好“度”？应在动态调整中实现。市场不可能永远固定在完美的均衡状态，“过”与“不及”是常态，但金融管理部门要通过精准调控，尽量缩小二者之间的误差。

　　化险是当务之急。2021年下半年以来，个别大型房企风险暴露，究其主因，在于房企出现了流动性紧张。一是受疫情影响，房地产销售较为低迷，回款不畅；二是房企原有的高杠杆融资模式受限，固有风险加速暴露，如自身经营不善、资产负债不健康等；三是金融机构过度避险，一度误伤了房企的合理融资需求，最终致使房企的流动性紧张加剧，陷入了恶性循环。

　　化险要从供给、需求两端发力，“慢撒气”缓解流动性紧张。在供给端，既要适度“输血”，满足房企的合理融资需求，又要稳妥“手术”，以市场化方式推动行业并购重组、风险出清。目前，信贷、债券、股权融资“三箭齐发”，“保交楼”专项借款资金已基本投放至项目，优质房企的融资环境已明显改善。2022年9月至11月，房地产开发贷款同比多增2000多亿元；2022年四季度，境内房地产企业债券发行同比增长22%。在需求端，要着力改善预期，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，这也有助于房企销售企稳、回款恢复。目前，个人住房贷款的放款速度已达到2019年以来最快，2022年12月新发放的个人住房贷款利率，全国平均为4.26%，达到2008年有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。

　　治本才是长远之策。促进房地产与金融正常循环，要抓住关键、治病祛根。一方面，房地产业要“健体”，要摆脱多年来的“三高”模式，深入研判市场供求关系、人口变化、城镇化格局，平稳过渡到新发展模式。另一方面，相关的土地、财税、金融等基础性制度应进一步完善，增强政策精准性、稳定性，在动态调整中寻求市场均衡，避免出现“一刀切”。(郭子源）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